第二百一十章 困顿中的机会

仅仅是十余万船工失业的问题，还可能激起民变，进而朝廷的漕粮运输线也可能被破坏。李鸿章将呈文转给总理衙门，极力推动此事，但却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处碰了钉子，威妥玛当场表示拒绝，声称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，须全部由清朝政府负责。

    事情不了了之，作为“安抚”，清廷减免了沙船三成的“助饷银”和三成的“捕盗银”，但终究是杯水车薪，仅靠朝廷的漕粮运费一项，维持整个沙船业早已力不从心。1869年，苏伊士运河通航，两年后，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了上海，更多的西洋商轮涌入中国，中国沙船运输业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。

    在这一期间，清政府也不是对沙船运输业不管不问。总理衙门也曾饬令内阁军机大臣、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筹议解决漕运危机一事。结果得到了三种建议。一是修复运河，恢复河运；二是修复所有废弃的沙船，继续维持海运；三是朝廷增加沙船运输业的漕运运费，以挽救濒临破产的沙船运输业。

    然而三种建议都遭到了李鸿章的反驳。李鸿章认为，运河八百余年，竭尽全力，运输能力不过每年十万石，于漕运大局无补；明明有便利的海运条件，非要耗费巨资去修运河，岂不是疯了；而修复沙船，至少需要支银3000万两，还需修建容量万石以上仓库400余座，朝廷哪里有这么多钱？增加沙船漕运费，救得了一时，却非长久之计。

    当时曾国藩